广东加工贸易调研报告

广东加工贸易调研报告

广东加工贸易调研报告


这是《国际商报》20xx年8月由裴玥所做的一份很有价值的调研报告。虽是去年一篇旧作，但读来仍有现实意义，言犹在耳。现借花献佛，隆重推荐！  

     现状调查：转型升级声声急 

 [ 编者按]广东经济的起飞，源于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加工贸易的发展，使广东在全国经济的排名中获得了多项第一：吸收外资最多的省份，经济总量最大的省份，外贸总额最大的省份，非农就业最多的省份……凭借加工贸易的翅膀，广东已初步达到了经济起飞和工业化的目的。然而，入世以来，按照科学发展观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广东日益面临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监管机制改革、区域协调发展及实现加工贸易落地生根等一系列深层问题。目前，广东已进入了需要大力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 

　　本报将从今日起陆续奉上广东加工贸易调研系列报告，内容涉及现状调查、政策调整影响、品牌之辩、转型升级战略等热点问题，敬请读者垂注。 

(欢迎您投稿)

　　日前，记者南下广东调研该省加工贸易现状。期间捕获了一个颇具“地震”效应的信息：国家有关部门拟调整加工贸易政策方案，在叫停一批“两高一资”类产品加工贸易的同时，将纺织服装、鞋、箱包、家具、塑料及制品等绝大部分传统优势出口产品列为加工贸易限制类。虽尚为传言，记者仍明显感受到这一消息给广东这一全国加工贸易领军地区带来的强烈震动。 

　　加工贸易是改革开放之初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权宜之计？还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实现工业化的一条有效途径？有关人士至今对此看法不同，并导致我国加工贸易政策的摇摆不定。“三来一补”、“大进大出”一直是加工贸易的“代称”，低档次、技术落后、低附加值，则又成为加工贸易的“原罪”。该不该继续发展加工贸易，如何发展加工贸易的话题，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里持续发酵。 

　　此行之前，记者同样对加工贸易存有偏见。然而，通过一周的采访，虽不能说对加工贸易有了深入了解，记者却也对它产生了很多新的认识，形成了一些新的概念。 

　　深圳贸工局加工贸易处老处长周文汉的一句话，始终令记者回味：你了解加工贸易越深，理解就越会不同。 

　　站在面向未来的节点上 

　　发展加工贸易绝非简单的对错问题。事实是，加工贸易成就了广东经济的率先起飞。广东20多年的发展实践至少说明：加工贸易是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贸易方式，是欠发达地区承接世界产业转移、加快经济发展的一条捷径，是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更加合理有效配置资源，更好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种有效模式。 

　　诚然，加工贸易在发展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这也是历史、体制以及现实条件等多方因素共同使然。但用发展的眼光看，这个问题是可以“通过转型升级逐步得以解决”的。这一观点目前已在国内形成了相当的共识，即推动加工贸易从劳动密集型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从低端向高端不断地转型升级，这是加工贸易发展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十六届五中全会以及“十一五”规划均明确提出了要继续发展加工贸易，引导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为加工贸易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急迫性缘于四个“但是” 

　　回顾历史，广东加工贸易的产业结构调整先后经历了几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生产传统轻工业品为主的简单加工装配，扩展到零部件、机电产品的加工装配；90年代后期，发展到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装配及属地化配套生产；进入新世纪后，逐步实现由OEM(贴牌加工)向ODM(委托设计生产)进而向OBM(自主品牌营销)转变的新阶段。 

　　特别是“十五”期间，广东加快了加工贸易对国外先进生产技术的消化吸收和二次自主创新，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研发能力大大增强，产品结构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逐渐转向IT、机械、高新技术产品，并逐步形成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如深圳华为、中兴、TCL、美的、格兰仕等。20xx年，广东加工贸易出口中，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所占比重分别达74.3%和4..1%。 

　　与辉煌成就并列的，是四个引人深思的“但是”： 

　　虽然，广东加工贸易产业结构升级进入了新的阶段，但是在国际制造业的分工链条中，从技术研发到产品研发和工艺设计、组装生产，再到终端的国际物流配送，广东加工贸易整体仍处于加工制造和零部件配套等中低端环节，附加值还不够高，核心技术、关键设备、品牌等环节大部分还由跨国公司母公司控制。可以说，广东的加工贸易企业主要还是充当“加工厂”的角色。 

　　虽然，广东加工贸易产业规模不断壮大，从1978年1160万美元的加工贸易出口额，发展到20xx年的1750.7亿美元，增长了1.75万倍，对广东GDP直接贡献率达29.4%。但是，近年来加工贸易出口占该省出口总额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20xx年上半年，广东加工贸易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已由原来的80%以上下降为69%。而一般贸易出口比重却逐年上升，已由20xx年的19%上升至20xx年的22.4%。 

　　虽然，广东加工贸易主体开始越来越多元化，但是仍没改变以外资为主的状况。1996年，广东民企加工贸易出口仅10万美元，到20xx年已达6亿美元，增长6万多倍。然而，目前广东加工贸易企业中外商投资企业占80%的绝对比例，内资企业占20%，其中民企只占5%。内资加工贸易企业比例及规模偏低，反映出本地企业参与国际产业链分工的优势不足，不利于促进加工贸易的落地生根和本地民营经济的壮大，也不利于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实现更大的增值。 

　　虽然，广东加工贸易产业布局开始向珠三角以外地区扩散，但是仍没改变珠三角过分集中、东西两翼和北部山区偏少的布局。直至20xx年，珠三角之外地区的加工贸易出口总值仅占全省的2%。 

　　四个“但是”将目前广东加工贸易发展中的深层问题摆在眼前，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思路决定行动 

　　广东省外经贸厅加工贸易处副处长汪涛与加工贸易打交道已有十几年的时间。提起加工贸易，汪涛有说不完的话。谈及广东加工贸易发展现状及问题的成因，汪涛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关键是对发展加工贸易在认识上的种种误解，导致了相关政策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加工贸易出口比重之所以逐年下滑，主要还是受政策和外部环境变动的影响。 

　　他分析指出，随着我国加入WTO，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已发生战略性转移，外商投资的战略已由原来大进大出的加工出口为主，转为以占领国内市场为主，加上全国全方位开放格局的加快形成，为广东加工贸易发展带来新的压力和挑战。此外，随着珠三角劳动力、土地、水、电等生产成本的提高，广东与内地省份相比，发展加工贸易的优势有所弱化。在此背景下，目前很多外企调整发展战略，把开拓广阔国内市场作为重点目标。与此同时，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口料件生产的产品须100%外销，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口料件生产的产品内外销则没有限制。因此，不少企业开始采取一般贸易方式而不是加工贸易的方式进口料件，而产品的目标市场也从以国际市场为主转为广大的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结合。 

　　至于广东加工贸易主体的外资化现象，汪涛指出，因为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并不鼓励民营经济发展，而国有、集体企业的技术水平、外销渠道、市场及经营机制均不及外资企业，结果导致加工贸易的本土化水平不高，加工贸易的配套、人员及资本流动等主要在外企间进行，产业关联和技术的外溢效应对内资企业影响不大，加工贸易的发展方向和区域布局也很大程度上受外企自身发展战略和目标的制约。 

　　按事物发展规律，凡事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客观过程，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也不例外。广东前期的加工贸易企业总体处于国际产业分工低端，技术含量不高，有其历史和现实原因：广东在发展加工贸易初期，经济落后、技术水平起点低，但劳动力资源丰富，只能以自己的成本和资源比较优势来参与国际分工，加工贸易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跨入新的世纪，广东的加工贸易更注重引进、消化、吸收、创新，产业结构、外资来源结构、产品结构已不断优化，加工贸易整体水平有很大的提高。然而在广东已初步达到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目的的今天，在面对一系列严峻问题的挑战和背负沉重负面舆论压力的今天，广东人已深刻认识到：必须抓住时机，加速推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 

　　广东省常务副省长汤炳权对广东继续发展加工贸易的战略性思路进行了阐述：建立加工贸易支持服务体系，提升其产业价值链，推动加工贸易区域协调发展，发挥政策引导和市场调节作用，最终使加工贸易融入广东整体工业体系，占据国际产业分工链条的有利环节，推动广东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思路决定行动，加快广东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广东加工贸易调研报告[2] 
冷眼旁观：加速本土企业自主发展 

　记者本次南行前，对加工贸易的认识基本停留在改革开放初期“三来一补”、“大进大出”的初级形态上。人云亦云，记者也一直认为加工贸易企业只是赚取一点微薄的加工费，生产着档次和附加值较低的产品，每天安于现状地使用别人的技术和设备，只知埋头苦干不知抬头看路，更谈不上自主创新和谋求自我发展。 

　　然而，现实扭转了记者的观念。在广东一周的采访，记者亲眼目睹了很多加工贸易 

企业正努力演绎着通过引进技术并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实现自我飞速发展的感人一幕。他们设立自己的研发中心，拥有阵容强大的研发团队；过去他们的口号是“紧紧咬住，先拥有再完善”，现在他们高喊要“适时超越”。这就是以东莞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代表的新时期下大批广东加工贸易企业的真实写照。生益科技总厂长陈仁喜的一句话令人欣慰：“企业的发展，没有持续、有力的研发，难免后劲不足。我们对研发和技术创新的投入将不遗余力。” 

　　不可否认，加工贸易带来了资金、技术、管理、人才和市场。丰厚的资金是企业发展的基础，先进的技术形成企业发展的后劲，科学的管理保障了企业健康运行，对人才的培养造就了一批民营企业家，现成的市场铺就了企业的营销网络。综合这些要素，加工贸易正加速着国内企业自主发展能力的提升。用业内人士的话说：“加工贸易教你认识了什么是创新、什么是品牌，最重要的是它使国内企业进入了全球产业链分工的俱乐部，更快地熟悉国际游戏规则，从而实现自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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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外溢带动企业升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副部长隆国强长期从事加工贸易的研究。他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加工贸易是中国工业化的一条新道路。他认为，加工贸易不仅带来大量新产品和新技术，形成了新产业，而且通过加工贸易中技术与管理的“外溢效应”也促进了相关企业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提高了企业技术开发能力。据统计，近年来，我国技术有很大进步的加工贸易企业占29.9%，有一定进步的占61.5%。 

　　隆国强经研究发现，加工贸易的上述“外溢效应”主要通过三条途径实现：一是产品的扩散与竞争。由于大量加工贸易企业兼顾国内外两个市场，由这些企业带来的大量新产品投入国内市场后，一方面培育了国内需求，另一方面也为国内企业开发与生产同类产品提供了示范，移动通讯市场的扩张与制造业的发展最具说服力。二是加工企业对配套企业的订货要求与技术支持。这大大提高了国内配套企业的技术水平与产品质量，使其产品能够达到国际市场要求。三是技术与管理人员的流动，传播了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 

　　随着加工贸易不断发展和投资环境的改善，大型跨国公司越来越重视在华设立研发机构从事技术开发。截至20xx年底，杜邦、本田、日立、三星等知名跨国公司仅在粤就已设立了研发机构243家。这些研发中心上连研发源头，下连规模生产企业和市场，为广东企业吸收和承接国外高水平技术的转移，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提供了良好的研发平台。为国人熟知的深科技是当前世界第二大专业磁头生产商，其加工贸易出口占全部出口量的90%以上。公司战略规划与行政中心总监刘仁告诉记者，作为加工贸易企业，深科技能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离不开自主科技创新。目前，外商开始逐步将很多研发、试验环节转给深科技，或让深科技参与。 

　　趟出自主发展之路 

　　记者经调查发现，目前广东很多加工贸易企业就是通过引进技术并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实现了自我跨越式的发展。比如，TCL集团成长之路就是一条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创新之路。通过多年的引进、消化和自主创新，TCL逐步研制出了超平彩电、音响电视等一系列新产品，并打响了TCL的自主品牌。在掌握了一系列外围技术的基础上，TCL逐步掌握了丽彩芯片设计技术、DPTV数码电视显示技术等15项核心技术，成为具有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并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大型企业集团。 

　　被业界称为创造了当今“电池神话”的深圳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也是通过加工贸易的方式，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充电电池制造商的。公司关务中心主任李慧告诉记者，比亚迪在开展加贸易的同时从未停止过自主创新。上世纪90年代，全球充电电池技术基本被日本垄断。1995年比亚迪成立后，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进行自主研发，其每年的研发投入占公司该项业务年收入的2%左右。现在公司生产线全属自行开发并获得专利，仅公司的电池产品就拥有国内外专利800多项。李慧告诉记者，公司通过加工贸易迅速完成了资本、技术、人才等的积累，并适时地投入到其他产品开发中去，比如公司另一主业汽车制造。目前，“比亚迪”牌的汽车已驶入中东、非洲、南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已申请了多项国内外专利，完全从事一般贸易生产。 

　　催生民营企业家 

　　东莞外经贸局副局长游匡正从1978年就开始跟加工贸易打交道，他称自己是见证中国加工贸易发展的“老人”了。 

　　对发展加工贸易的好处，“老”游一口气能说出十几条，且有理有据。在他提供给记者的相关资料中，每一个重要数字，他都能背着说出来。然而，在这些裨益中，他只特别强调了一点，加工贸易在提高中国劳动者素质的问题上不简单，值得好好研究。在这一点上，他非常推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副部长隆国强的观点。 

　　“我们都提出要大力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加工贸易，使加工贸易落地生根，发展民营经济除了资金、技术以外最重要的就是人才的问题。”游匡正强调，有了人，才可能有科学管理、有了人，才可能有技术创新、有了人，也才可能产生民营企业家，而加工贸易的发展正是培养了大批不同层次的现代人才。 

　　首先就是能够适应工业化大生产的熟练劳动力。隆国强指出，一方面加工贸易企业重视员工培训。据悉，目前广东企业员工每人年均培训时间10天，年均培训每人2次；另一方面，由于加工贸易企业面向国际市场，其技术、质量、管理基本都具备国际竞争力，员工在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了解和掌握了面对国际市场的技术或管理。 

　　调查显示，90%以上的企业存在员工流出。与大多数企业不同的是，大部分加工贸易企业的“打工者”在工作几年后往往回到家乡成为了乡镇企业骨干和创业致富的带头人。据统计，以东莞为例，1996年至20xx年外来人员经东莞邮政汇出或通过其他途径带回家乡的资金，总额估计逾300亿元，有力支持了内地农村经济的发展。 

　　最重要的是，隆国强分析，加工贸易的发展，为我国培养了大批适应国际化竞争的技术与管理人才。为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来华从事加工贸易的外企大多实行人才本地化战略，大批本地员工因此走上技术与管理的关键岗位，积累了面向国际市场生产与经营的宝贵经验。这些人才的流动成为技术与管理扩散最为有效的途径。 

　　近几年，人才从外企流入国企或自我创业已经屡见不鲜，甚至一些著名跨国公司在华的高层管理与技术人员回流国内企业也屡有报道。一项调查显示，全国有20%左右的加工贸易企业认为其流出员工开始了自我创业，这说明加工贸易企业对培养未来的企业家同样起到了巨大作用。 

　　有了人、有了技术、有了钱，中国本土企业才有能力更快地实现自我发展。 

广东加工贸易调研报告[3] 
加工贸易的品牌之辩 

  

“加工贸易就是贴牌，没有品牌。”长期以来，这个观念深入人心，记者此前也持相同看法。 

　　“其实，加工贸易只是一种贸易方式，打造自主品牌与企业从事何种贸易方式并无关系，与企业的选择有关。”在与相关专家交流后，并结合自己日前在广东的采访经历，记者得此认识。 

　　在广东的一周，记者倾听了多位加工贸易企业主要负责人回忆其在开展加工贸易的同时，打造自主品牌的艰辛历程。他们中，有的已经成功，有的仍在努力，有的刚开始行动。 

　　不管怎样，他们都在为着自己的信念而奋斗。 

　　当今国际知名品牌的载体，多为百年老店，我们不能苛求我们的企业在10年或20年的时间内就具备百年的积淀。正如龙永图所预测的那样：“中国至少还要贴牌20年。”然而，有上述一批意识超前且长远的企业的引领和示范，至少我们可以期盼缩短与国际知名品牌差距的时间。 

　　品牌与贸易方式无关 

　　“品牌和贸易方式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两件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副部长隆国强对记者提出的“加工贸易没有品牌”的概念进行了驳斥，“事实是，我国大量一般贸易出口企业也未见自有品牌，而加工贸易却成长出了一批自主品牌企业。” 

　　据了解，目前，我国通过加工贸易发展起来的国内外知名企业华为、中兴、TCL、美的、格兰仕、格力等，都已拥有了自主品牌和知识产权，在重点行业形成了自已的名牌和拳头产品，实现了从OEM(贴牌加工)到ODM(委托设计生产)再到OBM(自有品牌营销)的转变。这批企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并已开始“走出去”到国外投资设厂和设立研发机构，初具跨国企业雏形。例如，20xx年TCL海外销售收入达250亿元，首次超过整个集团国内市场的总收入，海外运营机构也达20个，基本完成其在全球新兴市场的战略布局。 

　　隆国强认为，不应强调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哪种方式更有利于打造自主品牌。面对国际市场，两种贸易方式在下游的价值链情况没有区别。加工贸易是将产品卖给下游厂家或批发、零售商后被贴牌，一般贸易中绝大部分产品则是在卖给国际市场的中间商后被贴牌。两种贸易方式的产品都没有与最终市场直接接触，所以对品牌的概念都不十分敏感。 

　　“其实，能不能做、做不做品牌，完全取决于贸易方式的主体，即企业自己。”深圳贸工局加工贸易处处长周文汉与隆国强持一致观点。 

　　他们认为，如果出口企业的规模较小、实力较弱，创品牌的成本非常高，就越可能选择贴牌加工。不管采取何种贸易方式，这些企业都可能处于一个贴牌的境界。此外，还要取决于主体的内外资性质。外资企业有品牌，但品牌是属于母公司的，其品牌收益并不由在华企业获取。 

　　所以，在中国从事贸易的主体若更多是国内大企业，创建品牌的概率就大；如大量是小企业或外资企业，创自主品牌的概率就相对小些。 

　　但隆国强也指出，就一个国家而言，特别是在中国，贸易应该是多元的。“如果我们7000亿美元的出口都没有品牌，这很可怕；全有品牌，也是不可想象的。”做不做品牌是企业家的理性选择，企业家并非不知做品牌的好处，但还是有很多人不做，因为创品牌的过程是一个长期投入的过程，只有发展到一定程度，企业才会考虑从品牌中获取利润增值。 

　　加工贸易企业品牌进行时 

　　广东省外经贸厅提供的数据显示，该省一批企业在开展加工贸易业务过程中，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创建了自主品牌，这批企业共获得名牌称号629个，占全省的33.7%，其中获得中国名牌产品称号90个，占全省的54.5%；获得广东省名牌产品称号270个，占全省的30.6%；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29个；省著名商标240个，占全省的32.2%。 

　　“自主品牌的逐步创建，标志着企业的加工贸易从OEM、ODM向OBM的转变。”广东省外经贸厅加工贸易处副处长汪涛向记者介绍，广东加工贸易企业完成上述转变主要通过三种渠道：一是通过自主投资研发升级做ODM后，进一步向OBM延伸；二是在为跨国公司提供配套生产过程中，学习其先进技术，运用到自已品牌中，改进、提升自主品牌；三是通过购买跨国公司研发机构股权先实现ODM，再向OBM升级。如深圳市的桑菲消费通信有限公司成立了全球最大的独立手机研发企业———中电赛龙，正在借助CEC移动电话网络优势来推动自有品牌桑达(SED)移动电话的营销和售后服务，从而升级做OBM。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广东很多企业通过OEM迅速完成资本、技术、人才等的积累，从而有力支持了其自主研发，开发新品和打造自主品牌。虽然目前这些企业自主品牌的产品收益很少，但他们依然坚持做自己的品牌。 

　　全球第二大充电电池制造商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走的就是这条路。这个现有员工8万人，20xx年创汇2.7亿美元的大公司在10年前起家时仅是一个拥有20名员工和一间小厂房的小企业。公司关务中心主任李慧告诉记者，公司成立于1995年，做电池一般贸易出口，一直无法取得突破性发展。20xx年以后，为降低贸易成本，公司开始转做加工贸易(较一般贸易可节省4%的增值税和进口原材料关税)，当年就节约成本几千万元，从而提升了竞争优势并迅速积累了大量资本。之后，公司开始逐步将产品范围扩展到几乎全部手机零部件，乃至汽车，并逐步打造着自己的“比亚迪”(B.Y.D)品牌。 

　　目前，比亚迪已有一小部分镍镉电池以自主品牌出口。而汽车则完全是自主品牌出口，虽然主要出口市场仍集中在中东、非洲、巴西等第三世界国家，但李慧相信，随着公司品牌知名度的不断提升，“比亚迪”汽车一定会驶入发达国家市场。据他透露，现已有美国代理商希望代理“比亚迪”牌汽车。 

　　李慧指出，企业创品牌一般有两条路可选：先做大再打牌和先打牌再做大。比亚迪走了第一条路。他始终认为，如果一开始就打品牌，比亚迪很难发展到今天的规模。他也强调，不管采取什么贸易方式，打造自主品牌均需要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加工贸易与品牌相辅相成 

　　通过加工贸易，深科技成为全球第二大专业磁头生产商，并成功扶持了“KAIFA”牌电表和税控机等自主品牌产品。国内覆铜板龙头企业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是一家港资企业，公司组建不久，内地领导者便未雨绸缪开始培育自己的品牌，并逐步掌握了核心技术。果然，几年后在香港老板酝酿撤资，并提出索取品牌使用费和限制经营区域等苛刻要求时，生益由于初步打造了自己的品牌并掌握了技术，成功化险为夷，并从此逐渐摆脱了OEM方式。目前，其销售的所有产品和全部国际认证均是“生益”自主品牌的产品。 

　　深科技战略规划与行政中心总监刘仁认为，加工贸易与品牌并不矛盾，是相辅相成的。其实，加工贸易企业的品牌并非完全通过产品的品牌体现，很大程度上它是内在的，是通过企业的整体信誉、核心竞争力等体现出来。比如，提到磁头就想到深科技，这就是企业的品牌效应。 

　　生益总厂长陈仁喜则指出，企业发展以追求赢利为目的，品牌并不决定一切。有品牌的企业也可能很快消亡，比如曾在国内红极一时的秦池酒、孔府家酒、活力28洗衣粉等企业。然而，一旦选择创建品牌，再难也要坚持下去，有了品牌也有核心技术并不断创新，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才可能形成自己的话语权。 

　　采访中，深圳和东莞有关部门负责人均表示，下一阶段政策导向将大力培育企业创建自有名牌，利用产业集聚和辐射效应推进加工贸易品牌建设。 

  

  

   广东加工贸易调研报告[4] 
加工贸易不应成为平衡国际收支的“祭品” 

有消息称，国家有关部门提出拟结合调低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同时相应调整加工贸易政策的方案，把涉及冶炼、冶金、造纸、酿造、炼油、重化等产业的一批产品列为禁止类，特别要把纺织服装、制鞋、箱包、家具、塑料及制品等绝大部分的轻纺类传统大宗出口商品列为加工贸易限制类。这个信息目前在广东掀起了波澜。 

　　对于这一可能实行的宏观调控政策，相关企业一方面承认有关部门的初衷是好的，另一方面也认为调整涉及面太广，力度过大，难免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在他们眼中，“加工贸易兴则广东兴”。 

　　因此，消息一经传出，敏感的广东企业就立即组织了多支调研队伍对政策调整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广东省外经贸厅、省发改委、省经贸委、省科技厅、省信息产业厅、省财政厅及海关、税务等14个部门均以最快的速度提交了内容相似的调研报告。这些报告几乎都强调了一点：政策调整可能涉及的大批轻纺产业是现阶段我国加工制造业的优势所在，是国内企业最具竞争力、最有可能形成自主品牌的产业；不能简单地将这些轻纺产品等同于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商品。 

　　那么有关部门此次准备对加工贸易政策进行微调的用意何在？这又将对广东经济和加工贸易发展产生什么影响？ 

　　国家调整用意猜想 

　　当前，我国外贸顺差较大，面临很大的国际舆论压力，各部门都在想办法寻求有效的解决之道。但在此问题上，各方观点不一：有人提出限制出口，有人强调扩大进口，也有人认为应该运用汇率手段调节，更有甚者直接把矛头指向了加工贸易，指责其是造成较大顺差的“罪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副部长隆国强猜想，若真如传闻所言，平抑顺差很可能是国家此次酝酿调控的要因。 

　　其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加工贸易的战略意义并没有得到广泛认知。很多人将加工贸易视为低档次、技术落后、低附加值的贸易方式，甚至将加工贸易指责为导致我国与其他国家贸易摩擦的主因。 

　　而现实远非如此。隆国强用数字说话：目前，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的75%、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90%以上是采取加工贸易方式完成的。据相关调查，在我国受到的反倾销调查案例中，80%以上是一般贸易。 

　　纵观全球产业与贸易发展格局，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跨国公司总是通过产业转移，将一种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放到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地区。比如我们熟知的空客和波音飞机，其绝大部分零部件都是通过加工贸易在全球组织生产的。隆国强指出，产业链条越长的产品，越可能成为加工贸易产品，而传统上从源头到最终产品在一国内完成的所谓“一般贸易”产品，在国际贸易中所占比重越来越低。 

　　通常而言，技术含量越高的产品，加工环节也越多。相应地，全球化采购、全球化加工、全球化销售成为这种产品的基本特征，它们也就越可能采取加工贸易的方式。 

　　因此，以隆国强为代表的一批专业人士的基本观点是，加工贸易是当今国际贸易的主流。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它可以充分发挥本国成本要素的优势；发展适合本国的加工贸易，可以迅速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融入全球产业分工网络。因此，加工贸易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推进工业化的一条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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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应成平衡顺差的“祭品” 

　　“加工贸易就是要创造顺差的。”在问及加工贸易与巨大顺差的关系之时，隆国强毫不犹豫地说。“我们通过开展加工贸易参与全球分工。如果没有顺差，那意味着什么？”他反问记者。显然，做加工贸易就是要在参与全球分工的过程中获取增值，所以一定会有顺差，顺差越大意味着我们在加工贸易产业链上获得的价值和增值越多。“这恰恰是我们的政策需要鼓励的。” 

　　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我国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区能有今天的经济成就，主要就是依托加工贸易的发展。拿广东东莞来说，记者此次是平生第一次走进这座城市，感觉其现代程度和市容市貌并不亚于特区深圳，甚至规划更合理。谁能想到，过去的东莞仅是个农业大县，如今却脱胎换骨变成一个现代化工业都市。东莞外经贸局副局长、加工贸易“老”人游匡正告诉本报记者：“这与东莞较早开展加工贸易积累了大量原始资本密不可分。” 

　　目前，该市仅五星级酒店就有15家，加工贸易的发展也极大促进了现代服务业的提升。很多尝到加工贸易甜头的企业，越做越有劲。 

　　更关键的是，现在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出口的产品结构水平也不可同日而语。经过20多年的发展，加工贸易有力调整了出口结构，机电产品和高新产品出口占了绝大比重。游匡正强调，如果没有加工贸易，今天我们的出口商品结构可能仍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的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水平上。 

　　“一个国家的企业是有分工的，有的企业要专门面向国际市场创汇，有的企业则要花外汇。不能因为目前我国顺差较大，就让挣外汇的企业去平衡，让花外汇的企业全部自给自足。”隆国强认为，平衡国际收支应该通过鼓励扩大进口的方式，真正把创造的外汇用好，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通过打压加工贸易去实现外汇平衡是一个非常狭隘的观点。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梅新育博士认为，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继续发展很有必要，但同时国家也应鼓励高技术、高增值、低污染的加工贸易继续发展。其实，国际对加工贸易的统计方式客观上存在夸大顺差成份。加工贸易企业国内采购部分也应算作原材料的进口，据相关统计，目前加工贸易国内增值部分已占到5%。而且，加工贸易企业生产中也可能用进口石油、天然气发电，加之进口生产设备的折旧，加工贸易顺差并没有那么大。 

    广东加工贸易调研报告[5] 
政策调整：广东加工贸易山雨欲来 

　对于加工贸易政策调整可能对广东带来的影响，该省外经贸厅加工贸易处副处长汪涛给记者细算了一笔账。 

　　他首先强调了一点：不能简单地将轻纺类产品等同于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商品。当前，国际品牌服装、鞋类、家具，如耐克、阿迪达斯、宝路等都是通过加工贸易企业进行加工生产，他们的生产技术、质量和管理水平均处于国际同行业的领先水平。这与东莞市外经贸局副局长游匡正“只有夕阳产品，没有夕阳产业”的独特观点不谋而合。 

　　“传统产业也同样存在高新技术”。据汪涛介绍，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广东的加工贸易企业正不断提高技术含量和产品附加值，加速转型升级。目前广东塑胶制品和家具制造基本实现了机械化、自动化生产；纺企也在加强技术改造，采取电脑纺织机代替人工纺织，产品的新型面料和辅料质量档次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记者了解到，加工贸易企业普遍认为，将轻纺产业列为加工贸易限制类，会严重影响广东利用外资和外贸出口的基本面，并对绝大部分出口加工产业造成严重冲击。 

　　宏观上可能影响招商引资 

　　若按传闻中的方案调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副部长隆国强认为，一方面将在宏观上对我出口不利；另一方面，与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方针相悖。 

　　广东省外经贸厅提供了一组数据：20xx年广东纺织服装、鞋、箱包、家具、塑料制品等的加工贸易出口额为243.5亿美元，同比增幅8.5%，占全省加工贸易出口的14%。据初步估算，若将这些产品全部列入加工贸易限制类，将会影响广东今年近300亿美元的直接出口。 

　　最重要的是，在现有制度层面下，如果随意调整加工贸易政策，不仅可能会波及到从事加工贸易的这些行业和几万家企业，而且可能会使国内外投资者降低在中国投资的信心。 

　　据统计，截至今年3月，在可能受加工贸易政策调整影响的产业中，广东累计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44102个，合同外资981.2亿美元，实际吸收外资636亿美元。政策变动将影响大量已投资的现有企业，加之目前周边发展中国家在吸引外资上对我形成的有力竞争，今后广东甚至全国的招商引资工作都将面临更大压力。 

　　企业面临双重负担 

　　日前还有消息称，国家拟进一步调低出口退税率。记者也从知情人处获悉，相关方案已报至国务院。 

　　“加工贸易政策调整与降低出口退税一起，将大幅增加企业的负担。”汪涛分析，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同样受出口征退税率差的影响。国家原来将出口退税率从17%降为13%后，一般贸易出口受到4个点税差的影响，而加工贸易出口(包括不含国产料件的加工贸易出口)由于企业实行“免、抵、退”的税收政策，其4个点的税差同样由企业负担。以生产企业进料加工为例，由于国家降低4个点的退税率，20xx年广东加工贸易企业增负65.7亿元，其中纺织服装、鞋、箱包等一批轻纺加工贸易企业负担13亿元。若国家进一步降低出口退税率，这些加工贸易企业的负担将达20亿元。因此，出口退税率的进一步调低，已达到对轻纺产品出口(包括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调控的目的。若再将其列为加工贸易限制类，实行银行保证金台帐“实转”，据测算，这些行业的加工贸易企业需缴纳约200亿元的保证金，加上因降低退税率多缴的20亿元税差，对企业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据知情人透露，此次拟定的调整方案中还提出，“在开展上述轻纺产品加工贸易中，在继续降低出口退税的基础上，东部沿海地区企业还要按进口应征税(关税＋进口环节税)额的50%缴纳保证金，中西部地区企业也要按20%的比例缴纳保证金”。若果真如此，除东部沿海地区将受较大影响外，也不利于中西部地区上述产业加工贸易的发展。特别是，加工贸易商品分类管理因地区而异，实行不同的管理标准，也不符合国务院35号文有关加工贸易分类管理的规定。 

　　中断深加工结转产业链 

　　“我们生产所必需的很多塑料部件是通过深加工结转从配套上游企业手中采购的。”专业生产手机电池和零部件的加工贸易企业———深圳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关务中心主任李慧不赞同将部分轻纺行业列为加工贸易限制类，因为“这可能导致深加工结转产业链的中断。”李慧的态度代表了本次受访加工贸易企业的一致呼声。他告诉记者，目前在广东，塑料制品加工业已成为机电、IT产品的重要配套产业，绝大部分通过深加工结转，与电子、IT、电器、轻工、家电、机械及装备制造业形成一种不可分割协作和相互依存的加工配套关系。 

　　“深加工结转”是指加工贸易企业将保税进口料件加工的产品结转至下一家加工贸易企业深加工后复出口的经营活动。举个形象的例子：棉纺厂进口棉花后不是简单地加工出口，而是将纺成的棉纱卖给国内织布厂，织布厂再将布卖给制衣厂，在国内完成整个产业链的加工环节后，最终以成衣的形式出口。整个结转过程均在海关严格的保税监管下完成。其中，产业和企业间发生的产品结转“买卖”视同进出口管理，但在海关不作进出口统计。 

　　近年来，广东加工贸易通过深加工结转形成了大量配套产业链和完整的产业群体，纺织服装、鞋、家具、塑料制品的产业中各上、下游企业和配套产品之间已形成了紧密配套关系。据统计，目前广东七成加工贸易企业采购配套以深加工结转的方式实现；全省IT、计算机和家电行业中，80%以上的手机部件、90%以上的计算机零部件和100%的彩电部件都可以在珠三角地区内实现配套。20xx年，广东加工贸易深加工结转额达870.1亿美元，同比增长18.7%，约占全省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的三成，带动国内配套产业产值3000多亿元。 

　　如限制上述所有产业链的加工贸易业务，中断和割裂不同产业、不同企业间已形成的配套产业链，不仅将影响产业集群和国内配套产业的发展，还将“间接影响广东1500亿美元的加工贸易出口”。广东省外经贸厅的一份调研报告中列举出了这一惊人数字。 

　　对加工贸易政策取向的建议，广东外经贸厅在日前上报商务部的一份报告中提出，加工贸易政策调整影响面广，震动很大，当慎之又慎。在制定或调整时，应做到“四个十分注重”：注重加工贸易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注重产业稳定、劳动就业和社会安定；注重港澳的繁荣稳定及关系祖国统一大业的对台工作；注重东部扩大开放、率先发展，推动中西部协调发展。不宜对加工贸易政策进行大的调整，而是应加紧出台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鼓励性政策。 

广东加工贸易调研报告[6] 
转型升级：变“候鸟经济”为“榕树经济” 

入世以来，广东的加工贸易愈发面临着按科学发展观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加工贸易落地生根等一系列深层问题，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加工贸易兴则广东兴。”有关专家指出，广东处于全国加工贸升级的领军地位，广东加工贸易能否顺利升级，不仅关系到广东能否继续在全国保持领先地位，而且关系到全国加工贸易升级的大局。 

　　经济学家施振荣描绘的“微笑曲线”形象揭示了全球化时代不同分工环节的附加价值，我国在全球分工的价值链中，主要居于最终产品的组装、低附加值零部件生产等环节，处于“微笑曲线”的低谷一段，因此，我国加工贸易还有很大升级空间，从组装向前与向后产业链条推进，附加值相应提高。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副部长隆国强概括的，我国加工贸易升级的基本方向一是向上游复杂零部件生产、产品研发延伸；二是向下游的物流、金融、分销等服务环节延伸。 

　　把加工贸易的根留住 

　　用商务部前任部长吕福源的话形容，“加工贸易就是一种游牧贸易。”因为，加工贸易从投资形态来看，多属于中外合资、合作形式，中国主要以厂房、土地等作为投资资本。一旦中国的土地等相关政策以及劳动力等成本要素不再具备优势，外商很可能随时撤资。这种动态之下必然存在竞争问题，哪里的条件和环境好，外资就会投向哪里，即所谓的“游牧”。 

　　“如何使游牧扎根？”东莞市外经贸局副局长游匡正认为，最根本要解决环境问题。以东莞为例，虽其最早发展了加工贸易，并较早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但由于无经验可以借鉴，也就相应地缺乏规划，出现了目前加工贸易较分散的状态，不利于集中管理和集群发展。 

　　对此，游匡正认为，必须进行整合，实施园区带动战略，推动加工贸易的集聚发展。也就是将以往分散的加工贸易进行整合，使园区成为发展加工贸易企业群、产业群的重要载体，力促配套企业群、产业群的形成与集中，不断延伸产业。 

　　比如，东莞近两年着力打造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就是按此思路发展的，目前已初具规模。园区内综合性配套设施和机构齐全，包括行政区域、金融商业、教育、医院、工业研究所、生态保护等，就如同一座现代化小城市。这种环境的优化极大提高了招商引资优势。据游匡正介绍，只有投资总额超亿美元的国内外企业才有资格进园。 

　　“以加快园区建设，推动加工贸易集聚发展，通过产业链条的延长和增值，使一个链条的所有环节相互捆绑”，不仅是东莞，也是整个广东将加工贸易这个“候鸟经济”留住的有效方式。 

　　“最重要的是要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加工贸易，促进广东外源与内源型经济协调发展。”深圳贸工局加工贸易处处长周文汉强调，应在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支持民营经济从事加工贸易业务，积极建立对民企发展加工贸易的激励机制。鼓励和支持科技型、自主知识产权型民企介入跨国公司的产业链，促进民企加工贸易的快速增长，逐步实现由“海外接单、大陆生产、香港出口”的传统营运方式向“大陆接单、大陆生产、大陆直接出口”模式的转变，使加工贸易真正成为“榕树经济”。 

　　转型升级三步走战略 

　　广东省常务副省长汤炳权指出，其实，当前广东加工贸易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机遇：新一轮世界产业和国际资本转移加快，我国特别是广东仍为外商投资的首选地区之一，为加工贸易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入世后，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加速形成，CEPA全面实施，大珠三角、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蓬勃发展，为加工贸易发展带来难得机遇；广东加工制造业发达，产业链条完整，配套能力强，为加工贸易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由此，广东将紧抓机遇，分三阶段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战略实：第一阶段是20xx年~20xx年，主要巩固和延伸加工制造环节，提高技术水平含量；第二阶段为20xx年~2010年，着力提高研发、设计能力，创建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在2010年~2015年的第三阶段，则重点控制价值链核心环节，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广东要通过提高加工贸易产业层次和加工深度，逐步完善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支持服务体系，促其从以降低成本为主向以提高收益为主转变，以外资企业为主向本地与外资企业并举转变。”汤炳权在阐述具体工作思路时指出，其将以加工贸易的优化带动全省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最终实现加工贸易融于全省整体工业体系，推动广东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处理好两个关系 

　　隆国强提醒，在推动加工贸易升级过程中，应主要处理好两方面关系：首先是准确理解内源发展与加工贸易升级的关系。他认为，近年来广东提出的加快内源发展的思路，符合中央提出的在开放中把握自主权的要求。但在全球化时代加快内源发展，必须是在充分利用外部机遇基础上的内源发展。 

　　“加工贸易既可能是外源发展，也可能是内源发展。”不应该将加工贸易与内源发展对立起来。华为、中兴等本土企业之所以能够在国际市场迅速崛起，正是利用了珠三角地区发展加工贸易形成的现代制造业基础，而其最初的发展也正是依靠了加工贸易方式。 

　　隆国强指出，加快内源发展的理念与加工贸易升级中强调的增加自主创新的要求具有内在一致性。强调内源发展，正是要加快加工贸易升级，而不是忽视加工贸易的作用而延误其升级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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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要处理好加工贸易升级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关系，比如，是在低端产业转出时处理好东西两翼发展与内地其他省区的关系。低端产业是转向广东东西两翼山区，还是江西、湖南、广西，甚至“9+2”更内陆的省市，亦或是越南等其他低成本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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